贞观二十五年年底设置的天竺都护府，其实远没有安北都护府层级来得高，重视度也远不如。
程处弼接手的状况，有点类似汉朝平稳期的西域都护府，地方上邦国林立，都护府的主要工作，就是仲裁和监护，其余治理施政，基本就是随缘。地方邦国只要不闹事，就算是业务圆满万事大吉。
自“天竺地”原本形式上统一的王朝解体之后，大量的军阀、土王、土公、部落，都各自为政。整个“天竺地”能够充当货币职能的东西，除了贵金属之外，就是从中国进口的绢布、瓷器。
瓷器这一项很特殊，是一种定制瓷器。比如说一个装水的瓶子，它可能就充当五只羊或者十只羊的价值；一只大尺寸的盘子，可能就充当一只羊或者十只鸡……一切都交给了市场去调解，几百个“国家”密布恒河两岸，大瘟疫状态下，博弈效率非常高。
除此之外，“广交会”带来的先进纺织技术，使得“东天竺故地”，也就是原先的高达国，成为了“天竺地”为数不多已经实现规模产业地区。
并非是香料、调味料这种高价值商品，而是黄麻。
麻纺业相当发达，整个恒河流域，除了丝绸之外，黄麻布就是次一等的流通货币。
因为地理气候的缘故，“天竺地”服装相对简陋，并没有发展出类似中国那样高度发达的服装体系。所以布匹这个“匹”，是用不上的。
所有交易的黄麻布，都是“卷”。
分大中小不同等级的“卷”，大卷可能值一贯，中卷可能值五百文，小卷大概在一百文上下。
但即便是黄麻布，也不是底层可以随随便便就能够消耗的。
所以为了保证底层的经济活跃度，“天竺地”进口了大量的开元通宝，其总量固然是比不上东海，但也有两三个中国雄州的规模。
利润相当可观。
围绕钱币这个事情，帝国高层一直在推动的，就是效仿始皇帝，针对币制进行立法改革。
而天竺都护府，除了军事职能之外，还捞到了一个成文立法的权力。权力不大，还受多方监察，主要也是为了“天竺地”的地方法律法规建设。
不过如此一来，整个天竺都护府，就等于是“分封”出来的地方强权。
只不过以往是周天子分封百国，而这一回，是中央政府“分封”了一个低配版本的天竺“周天子”出来。
有了这个“周天子”，再进一步去经营“分封”更低配版本的“列国”，至于这个“列国”之中，有多少皇唐天朝的权贵，这不是中央政府要关心的事情。
归根究底，只要程处弼能够从“天竺地”把钱收上来，怎么搞都可以。
以“天竺地”的特殊地理位置，根本威胁不到中国的核心农耕区。
整个天竺都护府的编制，其职能绝非仅仅是“监护”，超出军事层面上赋予的权力，是朝野之间的共识。
李皇帝下定决心，愿意给贞观朝“冠军侯”这么一个“超级”权力的重要因素，就是弘文阁在收集到大量反馈之后，得出一个结论，至少“天竺地”每年可以贡献朝廷最少两百万贯的纯利。
当然这个“纯利”会以什么样的形式，进入到中国腹地，就是具体到实务操作上。可能是税收，也可能是入贡，甚至还有可能是投献甚至是捐赠。
总之，这是一个不让李皇帝费心，还产出不菲的大型奶牛。
更何况，敦煌宫离“天竺地”是如此之近，就碛南州又随时具备调拨一千正规军的实力，足以镇压“天竺地”短期内出现的任何一种叛乱行为。
再加上蕃地整合的效果，高原陆续迁徙前往南方低地的部族，总人口已经超过了二十万。这二十万人口，生存在高原地区，就是纯消耗，但给李淳风打工，那就是纯产出。
恒河以北的大量割据政权，其中凡是被唐朝巨头掌控的，无一例外，其邦国的正兵，都是蕃人。
勃律国几十个王子，都已经拿到了“校尉”差遣，身份也从蛮子，洗白成了唐人。
在恒河流域的奴隶贸易中，成为顶级帮凶的势力团体，就是勃律国内部的老牌“法主”一系子孙。甚至是象雄国主这一脉，也远不如勃律王族。
即便勃律国已经申请了去王号，但李皇帝还是给了一个“归德郡王”的头衔，并且勃律国王族，也被赐姓为李。
和其他部族邦国不同，勃律国因为接触皇唐天朝非常深入，也就深刻明白，想要保证自身这种“超然”地位的时效性不是永久的。
有识之士很快就算了一笔账，国内精英立刻统一了意见，决定入贡唐朝的时候，就申请内附去王号。
这种付出看似很大，但勃律法主这一系的人马，却成为了唐朝镇压蕃地、天竺地的重要依仗。
甚至可以说是左膀右臂也不为过，若非蕃地的重要性实在是太低，否则勃律法主的江湖地位，理论上要比怀远郡王李思摩还要高一些。
在唐军收编勃律法主这一系的武士阶层之后，整编了一个军，设置了蕃地归德州，勃律法主就是归德州都督府大都督。从这一刻起，整个高原就彻底被唐朝掌控。政治经济军事甚至是思想领域，都完成了前所未有的改造。